“菲佣”是香港特有一个文化符号，“菲佣”一词泛指所有外籍家庭佣工。她们大多来自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图为每到周日，大批外籍劳工会在中环的环球大厦，打包各种日用品、衣服、食物寄回她们的祖国。（图源：VCG）



自上世纪80年代，香港地标国际金融中心附近被规划成行人专用区之后，这里就慢慢成为了外籍劳工共度周末的最佳场所。外佣们在这里谈天说地，互相分享家乡风味的食物、举办花样繁多的各类活动。图为一个菲律宾女孩在生日会上喝了太多啤酒，被同伴安置到一旁的石凳上休息。（图源：VCG）



周末，菲佣聚集在中环街头，如同要参加选美一样亢奋欢快，而回“家”时间一到，各自归于日常。图为菲律宾人Sky和Charmz，她们是在一次选美比赛上认识的，已在一起两年。（图源：VCG）



最早的一批外籍佣工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此期间，菲律宾经济面临困难，开始以向海外输出劳工的方式直接降低失业率，并利用海外劳工的汇款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当时的近邻香港就成为菲律宾劳工首选的输出地。图为聚会结束后，一些女孩余兴未尽，仍在一起亲密地聊天或打闹，而离雇主家比较远的则要提前离开。（图源：VCG）



1975年，香港外佣人数仅为1,350人，伴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以及相关托儿服务、公共服务缺乏，老龄化速度的加剧，对佣工的需求也急剧增长，至2017年1 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已有35.4万外佣，40多年之间增长了260多倍，占到香港本地就业人口比重的近一成。图为准备参加选美比赛的菲律宾女孩Dawn。她在香港工作两年，因父亲去世，弟弟还在上学，她决定辍学来港当女佣。刚到香港第一年，她曾度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光，雇主对她很苛刻，有时要从凌晨五点忙到第二天的半夜两点，无奈之下Dawn换了现在的雇主。（图源：VCG）



其中，菲律宾籍佣工为18.2万人，印度尼西亚籍佣工为15.2万人，泰国佣工为2,560人，其他国籍外佣为5,720人。图为一个菲律宾女佣在公园里试穿自己设计的长裙，她说这条裙子是自己利用每晚睡觉前的五分钟一点一点缝制成的，准备参加一个女佣自己组织的设计比赛。（图源：VCG）



  数量庞大的海外劳工的辛勤付出，对他们所属国家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图为每当休息天来临，外佣会在雇主家里准备好食物，然后带来和朋友一起分享。（图源：VCG）



  仅以菲律宾为例，2016年菲律宾海外劳工现金汇款总额为269亿美元，现金汇款与实物汇款总额达297.1亿美元。图为Dawn陪雇主的两个孩子在小区花园里玩耍。（图源：VCG）



  在外来劳工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外籍佣工占绝大多数，且在数量上最为接近。图为湾仔球场，菲律宾人Princess和朋友一起参加篮球比赛。（图源：VCG）



  据香港海外雇佣中心的数据，在其所安排就业安置的菲律宾佣工中，百分之四十拥有大专学历和研究生学历，几乎百分之百的菲律宾佣工具有中学学历。图为印尼女工临睡前在房间里祈祷，印尼女佣在香港很受欢迎，不少人觉得她们比菲律宾人服从性高，对工作不会挑三拣四，性格也更纯朴。（图源：VCG）



  在香港，雇主家庭总收入超过一定额度，即具备聘请外佣的资格，这使许多家庭有能力聘请一个帮手，每三个育有子女的香港家庭中就有一个外佣。图为一个外籍女佣在麦当劳里打发时间，休息日结束后，女佣们重新投入繁忙琐碎的工作中，玩手机是她们最好的消遣活动。（图源：VCG）



廉价劳动力的涌入，既为雇主带来生活上的帮助，也给他们自身的生活带来改善。图为印尼人帮雇主接送孩子上学。大部分香港家庭夫妻二人都需要外出工作，照顾孩子的重任便落到外佣头上。（图源：VCG）



  但与此同时，香港居住环境的逼仄，外来之客闯入，也带来了无处遁形的尴尬，异乡漂泊的疲惫和孤独，甚至是责骂、侮辱、虐待、性骚扰也随之而来。图为两名菲佣座在路边聊天。（图源：VCG）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外佣的关注度提高，伤害外佣的案宗数呈下降趋势。尽管雇佣双方依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是，外籍家佣已成为香港社会的一块重要拼图，是忙碌的香港人不可或缺的家庭帮手。图为某个周日中环街头举行的菲佣嘉年华。（图源：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