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七月一日，蓝色米字旗换成红色五星旗，南方边陲的城市主权移交至中国。当时有香港人对前途感到恐惧，也有人认为明天会更好。转瞬廿载过去，BBC中文网访问城中不同人物，看看当初的预言多少成真、多少落空？五十年不变承诺限期一半将至，他们又对香港未来有何看法？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



我一直知道香港民主路会非常艰难，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地区争取民主，并不是这么容易能想到在世间比这更难成功的事。

我想不到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香港的议价能力会跌得这么快。当时大家都讲有两个理由对香港有利，香港是众多中国地方之中最会生金蛋的鹅。另外，还有台湾问题，（希望）透过香港取回台湾。

香港的命运就是掌握一个人手中，一人一票嘛。我希望（习近平）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决心、对国家有信心，落实邓小平对香港及国际社会的承诺。

兰桂坊之父盛智文



当1997来到，当时我已在中国花不少时间。中国当时正在转变，而且这些转变都是正面的，我感到很安心。当中国转变时，香港可随之转变，香港亦可帮助中国转变。

《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封面故事，标题是香港之死。我说，你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甚么。当然我是对的，因为一国两制成功了。

占领中环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我在香港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不同意学生尝试争取的东西。

在未来二十年，甚至在明年，改变会发生。我们会有港珠澳大桥；我们会有高铁。这些基建会改变香港，而未来的边界会变得无痕。香港会更加与中国融合──无论我们喜不喜欢。

资深传媒人程翔



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已经在报纸上写文章，大家要共同讨论一下97年后香港最大的威胁。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香港最大的威胁就是大陆化。

大陆化的过程会令到香港所有原有的体系出现一种逐渐的蚕食（creeping erosion）。香港在97后不会在一夜之间倒下，但会使到香港原来的价值观、机制等等受到侵蚀。侵蚀的过程最终，香港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香港会失去它的独特性。

但有一些我完全不能预测的事情发生，就是今日出现了本土主义，说得更严重一点就是分离主义。

我认为香港人其实都很爱国，这可以说是香港的传统天安门事件之后，100万人在倾盆大雨下游行支援中国，这是很值得自豪的爱国情操。你又如何想到会有这种分离主义的出现？

香港未来这几年会越来越一国化。在一国两制底下，中国只是允许香港在经济领域有两制，在政制很强调一国。

瑞凯德（Keith Richburg），前《华盛顿邮报》驻中国记者、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



1997年，所以驻香港的外国记者对主权移交都感到质疑，我们怀疑中国会十分强硬。1989年天安门事件只经过了数年，中国会控制一个总体上自由、开放、民主的城市，当时有不少人恐惧中国会改变香港的制度。

不过，当时气氛亦觉得中国正在急速转变。（两地）政治自由及开放程度有很大的分别，不过当时我们想假如香港能保持二十年，（两地）会接轨，而中国会变得较民主化。

我们这儿都搞错了。

香港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民主化，现在中国更视香港为威胁2014的示威后更是如此。香港被视为颠覆政权的基地，是一个需要控制的地方。同时，（中国）亦认为香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减低，而这是重要的一点。当他们更畏惧香港、更不需要香港，他们不怕抓住香港的气管。

主权移交那时，他们提倡的想法是，中国欢迎你回家，我们推倒了殖民者的压迫，你们应该对回到祖国怀抱感到高兴。不过香港在过去一世纪已经离开中国，它已经转变了。所以香港人说，对我们对身为华人感到自豪，但我们亦有我们的权利。所以现在有一种新的香港人身份涌现，在最近对战广东的足球赛上，他们嘘中国国歌，用英文说我们是香港，而不是中国。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



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详细说明我们不同的系统、权利、自由及生活形式会如何保留，我认为香港人总体来说是感到松一口气的。我们抱着希望，乐观地期待回归。

我在1997年被委任为入境事务处处长，这在我看来符合港人治港的概念。假如没有回归的话，我们这些本地的政务官不会能够升到最高位置。现在前政务官林郑月娥被委任成香港特首。这样来说，港人治港实现了。

对国安条例（23条）立法令政府每一个人都感到惊讶 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的行动）亦是让人惊讶。这些都显示出香港比原本预计的都要复杂。

实行一国两制，比起原本的期望，更复杂及更具挑战性。

我没有水晶球，但我希望国安条例立法及普选特首这两项实行基本法的两项重要事项会在未来尽法解决。

资深香港记者韦安仕（Steve Vines）

1997年有一种乐观情绪，大众准备好给（主权移交）一个机会。大家都对主权移交多个方面表现踊跃。从那时开始，这种热心大幅下降...... 实情是，高度自治在1997年后倒退。至于港人治港，允许多大程度则由中央政府决定。

香港政府想通过就如大陆法律一样严苛的反颠覆国家法（基本法第23条），这是另一样让我十分惊讶的事。群众想，法律打压言论自由，如何是一国两制？这就是成千上万民众上街的原因。

（现时情况如何？）真的不太好，尤其是北京官员多次叫香港人努力工作并住口。我本人挺悲观。人们亦挺担心（前景）。

歌手黄耀明，2012年出柜



（当时）最简单会想你的自由会受到限制，无论你的人身自由，还是你的言论及创作自由。当然，1997年回归之后没有明显的改变，很多的改变、你恐惧会出现的东西，原来延迟了发生。

雨伞运动以这样的形式（发生）是意想不到但这是一路累积下来的。

1989年对我们这代人是重要的觉醒；2003年廿三条引发了很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权利；一路一路的累积到2014年的夏天。

（未来）政治形势会越来越坏，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会越来越被剥削，我自己工作上的创作自由都会越来越收细。

香港有没有希望同性婚姻合法化？香港要搞好政制才有希望。

麦高登（Gordon Mathews)，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



有人当时认为香港人身份或许会消失，我是其中一人这样想。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说，香港人身份在某些方面变强，而并不是减弱。时至今天，香港人身份仍然受到威胁，不过在1997年那时很难预计在2014年，年轻人的香港人身份比1997年更强。

我们很多人认为，小孩子会学唱国家、在课堂学习尊重及爱中国，他们会与前人不一样。不过，这并没有发生。

我恐惧的是更多年轻的香港人会选择移民，我希望这不会发生香港仍然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不过我在学生中感到一种悲观的情绪，这令我感到担忧。

股评人胡孟青



金融界人士（1997年前）会想回归祖国，窗口的角色很重要，我们是中国走出去的跳板、也是中国的模范，很多东西是从香港试验出来。我们试验后成功，中国就会跟着我们后面走。最惨的是，香港走得比人家慢，只是说手机支付，也未能做到。

香港变成一个洗钱、走资的天堂，利用股票市场这平台、利用我们楼市走资和洗钱这的确令人挺惊讶的。

中国专家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

中国当时没有兴趣干扰香港的运作。他们那时常说，香港是会生蛋的金鹅，他们希望商界继续发展，在政治社会上保持最大的稳定。当时，香港国际化、开放都被视为对中国有利。他们希望向商界作出保证，令他们相信以后营商会一以如往一样 董建华被委任成香港特首，他是一名得到北京信任的人，所以这是正面的一步，中国没有原因要干涉香港。

现在在北京有一种想法是，民众都不支持几任特首、他们亦没有变得更中国。在习近平治下，他的中国梦，更看重国家、国家的权力及振兴中国的必要性。台湾或许未在掌握中，不过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他们必需确保香港人听话。不过或许很多香港人不想听话。

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很明显地并不会因香港而与中国挑起争端。中国有很多自由。北京会说，联合声明中从来没有承诺给予全盘民主化。

我认为未来会混乱及紧张。北京希望香港听话，而很多香港人认为香港应该与中国不同。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