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与张玉凤合影

　　提起张玉凤这个名字，50岁以上的人都不陌生，而且对她总有一种神秘感。她是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

　　笔者与张玉凤相识，是在2006年。作为一名扮演青年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为了能更好地表现一代伟人的风采，我一直设法从书中、影视作品中、主席的亲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去捕捉主席的音容笑貌。

　　张玉凤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里较为低调的一位，她总说“最不愿意做的就是被采访”。年过六旬的她，偶尔参加一些重大的纪念活动，也很少发言，只是礼貌地和人微笑、打招呼，看上去很谦和。

　　不想被别人打扰

　　张玉凤的家，原本住在北京西单一个僻静的胡同里，那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房。后来，她搬到了万寿路。但是她很少在家，总是上海、北京两地跑，“我有一个女儿在上海，我常去帮她照看孩子。”张玉凤说。

　　多次接触，张玉凤给笔者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气质出众：她的语气语调、谈话节奏以及举手投足中，都透着自然和优雅。她始终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喜欢穿色彩鲜亮的衣服，有时也穿改良的中式服装，冬天披一个大披肩，衬着银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她即便是和老熟人见面，从头至尾，也很注意自己的坐姿和站姿，永远腰杆笔直。

　　尤其让笔者感动的是，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晚辈，但每次不论登门拜访还是短信交流，张玉凤总是对笔者以“您”相称。

　　张玉凤1967年与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刘爱民1米8多的大个儿，浓眉大眼，两人非常般配。他们相濡以沫走过了40多个春秋。张玉凤工作之余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相夫教子上，她的两个女儿都很出色，大女儿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去了美国，现已博士毕业，定居美国；小女儿学医，是一位妇产科大夫。每当有人向张玉凤问起她的家庭和一些敏感问题时，她总是笑答：“我每天与孩子们在一起，我是什么样的人，她们还不知道？一些以讹传讹的流言的确让孩子们有不小的压力。可我是她们的妈妈，她们相信我。”

　　张玉凤在北京时，每天都坚持用一两个小时去游泳，这是她健身的方式。她说自己这辈子，从没有想过什么名、什么利，只想过几年平静安稳的日子，不被别人打扰。这种性格，可能也是受毛主席的影响。

　　主席眼中的“张飞后代”

　　张玉凤194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由于家境贫寒，她很小就无法继续学业，只得出来工作。1960年，张玉凤到牡丹江铁路局做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幸运地被调任铁道部专用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1970年，张玉凤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她没有想到，自己将伴随着毛泽东一起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并且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

　　从1970年到1976年，张玉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6年。这时的毛泽东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到入冬或开春，免不了生病，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护理训练的张玉凤，边学边干。她的精心照料，让主席感觉很温暖。毛泽东逝世后，张玉凤离开中南海，先是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又调到铁道部做一名普通干部，直至退休。

　　毛主席曾说张玉凤是“张飞的后代”，谈起这段往事，张玉凤笑了。她的丈夫告诉笔者：“别看你张姨说话慢条斯理的，可有脾气呢！”有一次，主席有客人来，而张玉凤那天脸上的神情不大高兴。事后，主席批评了她，但张玉凤仍要辩解，主席一怒之下瞪着眼睛对她说：“你不高兴，就给我滚。”张玉凤二话没说，收拾包裹就回了家。在家待了20多天，心情难过极了，她无法接受被敬爱的毛主席辞退的现实。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让张玉凤写检查，但倔强的她没有写；她的婆婆叫她去向毛主席认错，她也没有去。后来，她想起还有一件衣服留在中南海，于是打电话给护士长吴旭君。吴接到电话后很快对她说，“你在家等着吧，马上有车去接你”……就这样，张玉凤又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于是给这位不肯认错的工作人员一句评语：“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轻“小养”重“大养”

　　2009年8月底，张玉凤邀笔者与她共进晚餐。她点的都是些清淡的菜，笔者突然想起了一个话题，向她请教道：“张姨，现在有些专家时常探讨毛主席的养生之道，您认为主席养生吗？他老人家是如何养生的？”张玉凤说：“其实毛主席并不注重个人饮食生活，更不注重养生。主席不拘小节，还保留着早期质朴的农民生活习惯，比如饭粒掉到桌上，用手捡起来就放进嘴里吃了，如果从现在的健康角度来讲，肯定不卫生，但他考虑的是珍惜粮食。”

　　在张玉凤看来，看书、学习就算是主席的养生之道了。毛泽东曾经和他的保健医生徐涛讨论过看书是否有利于健康。徐涛说：“您写过《矛盾论》，一张一弛的道理比我懂。您整天这么看书，不休息，太疲劳，违背辩证法嘛。”毛泽东笑答：“哈哈，你怎么知道我不休息？你比我还懂辩证法？好大的口气！”徐涛说：“叫您看电影您不看，叫您下棋、打扑克您没兴趣，叫您多搞点体力活动您不听。您总是看书，长时间进行一种劳动是最容易疲劳的。”毛泽东摇头：“叫我看，你那点辩证法不全面，你对事物的了解也有局限。你说脑力换体力是休息，不假。可你不懂，这种脑力换那种脑力也是休息。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正书累了看闲书，看大书累了看小人书，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这也是一种休息。你不承认？”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的案头、床边堆满了“事”，处理公事之外，他迷上了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册，看得津津有味，这也是他休息脑筋的独特方式。

　　张玉凤说，“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看书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轻‘小养’重‘大养’，看书学习就是他的精神生命，他真正践行了‘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难忘《枯树赋》

　　张玉凤回忆，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主席忍着极大的悲痛，在病中挺过了一个痛苦的春节。“5、6月间，主席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6月初突发心肌梗塞。中央一面积极组织抢救，一面把主席的病情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通报，这在我国还是先例。幸亏主席生命力强，及时抢救过来，让我们转悲为喜。”可没过多久，7月初，朱德委员长又突然逝世。半年时间里，周、朱这两位和主席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战友都走了，主席悲痛万分，精神大不如前。

　　有一天，毛主席突然让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写的《枯树赋》。这篇赋写得很好，但很长，有500多字，主席早年熟读过。讲的是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悲凉。病床上的主席，突然要求张玉凤给他读这首赋。“我读得很慢，主席微闭着眼睛，似乎在体味赋中描述的情景，回顾他一生走过的路。”

　　张玉凤念了两遍，主席突然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张玉凤说：“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几乎一字不漏地全部背诵出来。他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只能微弱而费力地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着。‘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因为此诗意思颇为晦涩，原本流传不是很广，但主席却非常喜欢。”背诵一遍后，主席意犹未尽，又让张玉凤看着书，吃力地背第二遍。“老人家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我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让张玉凤懊悔的是，当时时间已近半个小时，超过了医生的规定。“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我只好请他休息。其实那天主席精神还好，他还想讲这首赋的内涵。后来我才知道，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和感情要倾吐，让其尽情诉之，这是有利于健康的。如若不能尽兴诉之，反而影响健康。”张玉凤为没能让主席一吐为快，抒发心境和感想而遗憾。

　　不为钱而活

　　张玉凤告诉笔者，在毛泽东身边工作6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她说：“主席不是没钱，仅《毛泽东选集》的稿费就有百万，存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张玉凤回忆，主席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主席常穿的中山装口袋里只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还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的；另一样是一块手帕。此外身无分文。”毛泽东不爱钱的品格对张玉凤教育很深，让她明白，人不能为钱而活。

　　张玉凤说，在毛泽东的晚年，人人都对他呼喊“万岁”、 “万寿无疆”，但主席非常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主席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坟上去看他，对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这些人没有辜负主席的遗愿。”

　　张玉凤退休后，专门拜了一个老师，学习书法。她一周去几次书法班，风雨无阻。“学写字，就是因为喜欢。”张玉凤还记得刚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看到毛主席的字写得那么好，龙飞凤舞的，心里敬佩，也想学着写。她找来字帖看，学着练。“开始不懂呀，觉得草书潇洒，自己就不自量力地照着画。主席看见我练字，挺高兴，他亲切指点：‘还没学会走路呢，就想跑。这样不行。’他老人家专门给我写下一句话：写字要先齐整，再奇怪，再齐整——练字之法则。”张玉凤至今记得这句话，“得老老实实先从写楷体开始，写好了才可以变化。而最高境界，又得归到齐整上去。”

　　伟人的生活习惯和人格魅力影响了张玉凤。这位有过传奇经历的女性，经过人生的起伏，又踏踏实实回到普通人当中。张玉凤说她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