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考虑收入和面子，你最想从事什么工作？
“假如不考虑收入和面子，你最想从事什么工作？”
这个话题下的豆瓣网友，很多选择了“自由职业”。然而在他们置身的现实中国里，自由职业依然被视为“稳定”的对立面，是“有钱任性”的选择，是中年危机下不得以的尝试。
北京、上海、深圳率先尝试自由职业的年轻人，常被问的是：更自由了吗？怎么养活自己？未来怎么办？
而他们都问过自己的问题是：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地方只有一个假德克士，我图什么呢？算了吧”
阿鲸现在每个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P工资条。“给我妈，她不知道我早就不上班了。” 在咖啡馆一坐下，她就开始讲自己自由职业的经历。
她短发，宽松白T，戴着一副大镜片的圆框眼镜，满面笑容，有旺盛的倾诉欲。
2018年底，阿鲸就不上班了。辞职的理由很“任性”，部门要被派遣到大厂镇去，她在地图上一搜：那地儿只有一个假的德克士，我图什么呢，算了吧。
阿鲸的工作其实算得上轻松。2017年11月起，她开始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动画部门做实习编剧，毕业后转正。弹性上下班，同事单纯友爱，公司“二次元浓度”高，戴假发、穿洛丽塔服装、趿拖鞋都没问题。
但阿鲸常在上班时突然精神崩溃。
精力常常被过多无用的事情消耗了。阿鲸现在说起来都带着怒气：“拟一份合同，要先拿给法务审，法务审完了主管审，主管审完了总监审，总监审完了总经理审。”
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创作者，工作却被一板一眼地量化，每天写多少个字，都要在周报上体现出来。她受不了这些“表面功夫”，但在公司这样的庞大系统里，必须做这样的事来体现工作量。有同事就堂而皇之地写上“读者群维护”。可维护什么呢，“那个读者群里根本没有多少人讲话”，根本没有维护的必要。
去年三月，男朋友洗完澡从浴室出来，看到阿鲸正捂脸痛哭，问她怎么了。她哭着说：“我论文格式不对。” ——很小的事情都会压垮她。
三月了，毕业论文还没写完，又要上班，又要交稿（那时她手上还欠着外面接的编剧活儿），她开始失眠。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她就起来干坐着，或者去阳台上抽烟。边抽烟边叹气。
阿鲸在写稿
这个一脸阳光、单脚踩着滑板车出现在我面前的女孩，打开微信，在搜索栏输入“不快乐”，跳出来的都是她上班时发给朋友的吐槽。“新的一天，新的不快乐”。
有一次她连续两天没睡着。学心理学的朋友担心她，你这种程度，就算不是焦虑症状，也至少有焦虑情绪，应该去找个心理医生疏导一下。
心理医生建议：你一定要把时间分解，强迫自己每天至少找十分钟的时间，做一些没有意义的，轻松的事情。
连续一个月，每晚睡前，阿鲸会走到男朋友面前唱一首儿歌。她感觉好点了。
但心理调适只能帮助她缓解情绪，改变不了根本。下雨天，堵车两个小时打不到车，眼看就要迟到的时候，阿鲸又在崩溃边缘。
她变成了那种戾气很重的人——频频向打车平台投诉，气势非凡：电话打过去，不给对方寒暄的机会，上来就表明立场，“好，我们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我们来解决问题”，一股脑把问题说了，再立刻给对方定下期限，“你一定要在中午12点前答复我”。
2018年7月，阿鲸毕业，才当了一个月正式员工，部门就因结构调整，打算把员工派遣去大厂镇的影视基地。
她辞职了，“不想吃假的德克士”。
整整两周，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才感觉活了过来。
在电影学院念书时，阿鲸就在培训机构兼职做考生培训。上一小时课收入500元，她一天能上9小时，一天4500元接近她上班一个月的工资。
“我想着我努力一天就能挣够在公司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没那么慌了。”
不上班后，阿鲸感觉整个人松弛了下来。她已经很久没有打电话投诉叫车平台，还开始留意身边有趣的事。
整个人的五感仿佛苏醒了。
有段时间，她写灵异类漫画，半夜写着写着，背后突然传来说话声——那是她男朋友，“睡得死猪一样”，“说梦话就算了，还呵呵笑”，她津津有味地想，“很奇妙”。
她甚至有闲心坐地铁，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一次，阿鲸看见一对老夫妻，爷爷用轮椅推着奶奶，在换乘车道里飞快奔跑。跑了一段，俩人突然停下来，换了个个儿，奶奶推着爷爷跑，竟然也跑得很快！阿鲸哈哈大笑：等我老了，有人这么跟我玩儿也挺好。
还有一次，出门赶上早高峰。地铁拥挤，人跟人靠得近。旁边那男孩“一看就是程序员”，秃头、背着瑞士军刀牌双肩包，一身皱巴巴的格子衫，满脸青春痘，那只举着锤子手机的手艰难地从肩膀一侧伸出来。她看到他在便签上写：“大城市的地铁，让忙碌的人们变得宽容”。
她感觉这些无用之事滋养着她的创作。
一天的创作通常从深夜开始。写剧本前，一定要先“摸鱼”。刷刷微博、跟朋友们聊天找找手感。过了12点，众人陆续睡去，四周安静下来，她像预备冬眠的熊，找一处舒服的地方——有时是猫窝，有时是书桌，坐下来，打开一包奥利奥，用死甜死甜的饼干提神醒脑，埋头写至次日上午6点。
卡住的时候，阿鲸就去切土豆，切完一颗土豆，剧本情节也就出来了。
本来想先休息一阵再找工作，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休息蛮开心”，那就不上班了，正式地成了自由职业者。每个月她也有量化的事情需要做，那就是用Photoshop给妈妈P工资条。
赚到人生第一个200万，我自己都意外
屠艳对职场的怀疑，也源于很小的瞬间。
2013年，她在上海的日企上班，22岁的她被招进去，顶替怀孕的女前辈岗位。休产假前，30多岁的女前辈每天都很忙，但她休假后，领导们立刻开始讨论她未来的职位问题。屠艳想，等自己30多了，可不想继续挤地铁，继续被品头论足。
很快，屠艳就成为干将，没人再想起那位前辈。
2015年，屠艳进入另一家主要负责组织策划企业文化活动的日企。她依然热血，公司9点开工，屠艳坚持7点多到岗，一直到晚上8点多。有时活动临近，夜里开会，她就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
2016年，公司接下一家大公司一场5000人的大型活动——这是屠艳经手的规模最大的活动。她成了主要负责人，带领3个日本员工，一个月加了200小时班。在家的时间除了睡觉，就是洗澡，然后继续回公司工作。
活动当天，几十家公司被聚集在体育中心。中途突发意外，“啪”一声，全场展位断电，屠艳很崩溃，不得不让主持人当场宣告：“由于会场的原因，这里不能用电了。”
精心筹备数月的活动意外终结。活动结束，众人去庆功，屠艳没去，回家蒙头睡了一觉。隔天醒来，她脑海里冒出的字是“都没有意义”。
她彻底提不起劲儿，走在路上，神情涣散地想“工作到底是为什么”。她的老板，那位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对她说，屠桑，你回去休息吧。
两周后，她辞职了。定了一张飞往云南的机票。
在沙溪古镇的小河边，屠艳站在桥上，看着流水从脚下汨汨地流过、远处房屋灯光闪烁，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这个哭是收获了正能量的哭，生活可以是这样的，并不是像我之前那样的”。之前，她是一根过于紧绷的弦。
决定成为自由职业者，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羡慕“自由”，接下来最关注的就是实际问题，不上班了，怎么活下去呢?
这也是屠艳一开始最不确定的。
她先是充满热血和浪漫，在法租界开了一家美甲店，每个月都在店里举办主题活动，象征性地收19块钱，但店每个月都在亏本。
2018年，屠艳走进公园，阳光猛烈，她摊开自己，暴晒20分钟。
她下定决心把经营不善的美甲店转让出去，做回能养活自己的老本行——为日企举办活动。她定了KPI，2018年收入起码能与上一份工作持平——月薪1万7。
她将手头的资源罗列出来，每天打10通电话：自己离职了，现在单干，假如方便，想当面拜访。意料之中，多数人拒绝了她。但只要有一个人同意见面，就可能是大单，够她干的。
每一封发出去的邮件，屠艳都带着日企员工的细腻，真诚讲述自己的创业初心，与对方回忆共同经历的过往，写下一些温暖的小事。
屠艳（左）
2018年6月，屠艳就接到了第一场活动——一个政府机构三四百人的大活动。意外的是，第一个找她做活动的客户，是她过去美甲时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双方聊了一个半小时。会谈结束，屠艳已经把活动框架确定了下来。对方很惊讶，这个年轻女孩竟然如此高效。此后，这家机构将相关活动都交给了屠艳。日企的订单也实现零的突破。
这些订单，屠艳全找自由职业者合作，尽可能降低成本。做自由职业之后，屠艳才发现这个群体已经很大。社交网站是很多人展示自己文章或设计的主要平台，认识一个，就会认识一群。
屠艳一眼就能看出谁更靠谱。一是是否有条理，二是约定的事情是否会在约定的时间内给答复。此外还有对细节的处理。比如，两个同样做设计的人，一个交了作品，还有一个，在作品之外附上自己的想法诠释，那她会更倾向与后者合作。
她给我看了她的日程表，密密麻麻，各种颜色的笔标注着不同活动的节点，几乎没有空缺。最夸张的2018年10月，她一天要赶三座城市。到了年底，屠艳一算，她完成了200万业绩，扣除成本，利润远远超出她为自己定的KPI，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
“给我1000万或者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外星人，我会选择后者”
在2018年2月发起“100个不上班的人”独立采访计划后，林安发现，选择不上班的人，气质相近——都不安于现状，喜欢做有挑战的事。“他们自由地选择喜欢的事，并且能够养活自己，我很向往。”
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大部分自由职业者是从厌倦过去的工作状态，再也不能安心地“装模作样”开始的。
成为独立游戏开发者之前，太昊已经在游戏行业创业十多年。公司规模最大时有五六十名员工，但太昊不想再坚持下去了。
“大部分游戏表面上免费，却在过程中设置了很多收费点，建个建筑，要么花20小时，要么花钻石，花钱无上限。商业游戏的结构变成99%的玩家耗费时间，1%玩家投入巨额金钱。为了牟利，公司就要向这1%倾斜，游戏已经不再是我所理解的狭义的‘游戏’了”。”
他变得分裂。和一帮独立游戏圈的朋友在QQ上破口大骂无良商家欺骗消费者，赚取黑心钱。骂完，QQ一关，继续为“无良商家”写代码。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他决定退出，成为独立游戏开发者。
太昊
在周围人看来，太昊大概是个失败的创业者，创业多年竹篮打水。但他做起一直想做的事，自由地构建自己的世界——一个美丽的桃花源。这里有土地、流水和房屋，随节气变化而变化。桃花源过一天，外面的世界过一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外面的消息就会传来。朝代更迭，技术演变，桃花源的村民也不断提高生产技术。
独立游戏需要很长时间的无收入状态，十之八九的人因各种各样的现实因素放弃了这条路。
太昊很感谢妈妈又一次支持了他，每个月在经济上给他补助。多年以前，妈妈曾支持他干了另一件事——“出柜”。“你妈妈出国留过学，还看过同性恋游行，这都不是事儿。”
和太昊在同一座城市的小春则是“不适合上班的人”。
自从第一次辞职后，她辞职的速度越来越快，上班的时间是以“周”计算的。朋友们总是打趣：又辞职啦？这回干了几周?
辞职背后是深刻的迷惘。
她在北京做撰稿人，从一家新媒体换到另一家。她发现，她并不相信自己笔下的东西，不喜欢追逐热点，不认同新媒体的写作方式。
上班最难受的时候，她学会了喝酒。下班后喝到舌头微微打结，精神介于醉与清醒的临界点。第二天早上喝一杯咖啡醒神，反正工作就是“在电脑前装模作样”——“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直到她给HR发微信说：告诉你一个噩耗，明天我不去上班了，以后也不去了。HR很冷静，用见惯不怪的语气回复：好吧，那来办一下手续。
每次辞职，小春会去公园无所事事地坐上半天。钱花光后，她会继续投简历，面试，找一份新工作。
小春
“我也知道自己的行为里含有逃避的成分，不上班的时候，一边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一边劝说自己要走出去，去做28岁的人该做的事，去工作、谈恋爱、结婚、买车、买房，去做一个积极的人，每天做有意义的事。可是到底什么是意义啊?”
自由插画师青松则是那种讨厌“规划”的人。
他会因为“合作吹了”而欢欣雀跃。“如果真的跟他合作，那我这一个月都要画画，而且时间很赶啊，没合作我很开心啊。我这一个月又可以睡觉、天天玩了”。
过去，在设计公司上班，他每天口袋里揣着本子，随时随地画，在路边画，在饭桌上画，在旋转木马上画……
辞职那一天起，他就进入想干嘛就干嘛的状态。曾有一位名企的策划总监帮青松做过职业规划，大方地将生意场上的秘诀传授给他，向他保证，照他的方法，青松每年能轻松赚取几十万。“但是我不听啊，因为我觉得有目标很麻烦，我喜欢每天无忧无虑地生活。”
“现在，哪个企业敢说我管你一辈子，它敢说，你敢信吗？”
因为脱离了主流人群，“自由”有时候会带来更大的焦虑。因为你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决定方向，也为结果负责。未来会怎么样？会不会彻底失去职场竞争力？和身边人的比较带来的内心波动……每个自由职业者都要面对各种不安。
阿鲸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写出自己想写的剧本，她一直想写一部细腻的家庭故事。为此，她得先干很多不“自由”的事儿，比方给一家公司写小说改编影视评估，被迫在网文网站上看了很多男性向的YY小说，一边看，一边翻白眼：“凭啥这东西也配改编成影视作品？”
她还要学会独立面对很多创作之外的事情，比方作为一个小乙方，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
这两年，影视行业突然进入“寒冬”，项目做着做着就黄了。她曾帮朋友讨薪，去劳务市场请了一位东北大妈。大妈告诉她，他们村有个习惯，用菜刀剁案板骂人，一边剁一边骂。
他们把甲方公司老板的名字告诉了大妈。于是，每天上午，人公司一开张，大妈准时带着菜刀和案板报到，在门口一边剁一边连名带姓地骂，骂了三天，讨回那笔钱。
她更深刻的焦虑是：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写作。这个问题反复折磨她。她常常自问，30岁之后我还能接着写吗？我究竟有天赋吗？她积极参加各类编剧比赛，想以此证明自己，缓解焦虑，“但其实蛮饮鸩止渴的”。
屠艳的问题则在于，不上班后，反而比过去更累了。
实际上，“过劳”是很多自由职业者会面临的问题，因为害怕失掉一个客户就会失掉未来合作的可能，自由职业者一般尽量不拒绝甲方。这会导致有时候活儿全堆到一起，只能硬着头皮上。
2018年11月，屠艳在地铁车厢内晕倒了。当她从地上被人扶起时，她感到耳边生疼——在她倒下的一瞬，尖利的耳环刺进了完好的肉里。此前她已经开始大量脱发，成天戴着帽子。
有人却闲得害怕。当独立摄影师邢铁军意识到，自己可以连续三四天不出门时，他感到非常恐怖。“待得住”意味着没活干，今天没活干，明天没活干，雪球越滚越大。
2019年最夸张，4月初到5月底，整整两个月，他一共只接到四个拍摄，每个月工作10天就到头了。当一个人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挥霍时，未必是好事。“我就是太缺累了，我这闲的，那个价值感简直就……”长期不与人交流，邢铁军有些语无伦次。
邢铁军
自由撰稿人小春则有时候感觉房间像坟墓一样把她困住了。每当到了某种极限，她又疯狂地想回去上班，憧憬挤进光鲜亮丽的写字楼、996但高薪的大厂——在自由和上班之间反复徘徊，是很多自由职业者的状态。
尽管自由职业有很多不安，但“不上班”的吸引力依然很大。
2018年2月，林安在豆瓣上写下“100个不上班的人”第一个故事，这篇文章就被推上首页，很快，有一些出版社找到林安，希望帮她出书。“我才知道，原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暗暗憧憬着另一种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她也发现，更多的自由职业者正在试图寻找同伴，寻找组织，寻找归属感。
“仅一代人之前，大部分人还都希望成为全职员工，做稳定的全职工作，整个职业生涯不跳槽或仅跳一次槽。而今天的人们很少可以沿着这种预先确定的职业阶梯慢慢向上爬。”《零工时代》作者戴安娜·马尔卡希在书中写道。
阿鲸的妈妈是那种最传统的中国妈妈——在安徽芜湖的电厂工作了一辈子。她入厂时在厂里种下的那棵树，现在比阿鲸年龄还大。
她对女儿的期望始终是稳定：学个财会专业，进入电厂，找个电厂的男人结婚，过一辈子。
阿鲸说: “时代不一样了，过去国企可以管你一辈子啊，现在，哪个企业敢说我管你一辈子，它敢说，你敢信吗？”
对她来说，只要把钱揣口袋里、能把控未来3年的生活就不错了，未来太远了，想太多没有意义。但她知道，不能一下子强求妈妈理解自己的选择。她还是每个月老老实实P工资条给妈妈看，告诉她：“我在北京上着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