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图视觉中国）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容易抢占先机,因为天性有点与世无争,反映到学习和追求上就是不够上进,或者说没有进取心。1985年大学毕业,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我在北京大学修完了全部学业并且留校任教了。我当上了北大英语系的老师,一个星期授课八节,月薪60元。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多么优秀才留校的,而是因为当时北大公共英语迅速发展,师资严重缺乏,结果把我这个中英文水平都残缺不全的人留了下来。尽管当时我的教学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我却很喜欢北大宁静的生活,而且能当一名老师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按照北大相关的管理规定,学校还分给我一间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地下室做宿舍。我每天在北大分给我的这间八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自得其乐,天天在见不到一丝阳光的房间里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整个楼房的下水管刚好从我房间旁边通过,24小时的哗哗水声传进耳朵里,我把它听成美丽的瀑布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内容。后来北大可怜我,把我从地下室拯救出来,让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楼同样八平方米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打开窗户就能见到阳光,把我感激得涕泪横流,决定把一辈子都献给北大也值了。
当时很多人都向往我这样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经过青年时期的艰苦奋斗,在中年到来以前取得些工作成绩和顺利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接下来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出书、晋职称、做教授了。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创造一个个的辉煌战绩,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荣誉的奖杯上,让自己的成长经历成为年轻人奋发上进的指南。
我工作上比较努力,这得易于我学生时期养成的一些好习惯。我第一次在北大给学生上课是在1985年,刚开始面对学生的时候心里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就适应了。学生们也都喜欢我,因为我生性幽默,课堂气氛非常好,讲课的水平也提高了。不过,即使我当了老师之后,我还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的朋友并不多。虽然我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教师圈里却没有什么交往,我还是游离在大家的视线和交际圈子之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全国上下出国潮高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国几乎成了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当我还埋头教书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开始悄悄准备去美国了。虽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适应了北大安逸的生活,而且也会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些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得到的。没有大的惊喜,也没有大的波折。然而,有些人却不喜欢这样波澜不惊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们一心想的和做的都是出国。
我是一个对周围的事情发展很不敏感的人。到今天为止,我对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变化依然反应迟钝,认为这是大人物的事情,和我这样的一介草民没有太多关系。我对周围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反应也很迟钝,认为这是人家的私事,我没有知道的权利,而且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私事。在这种迟钝中,我周围的世界和人物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中国已经向世界开放了,出国的热潮在中国悄然兴起。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是奔走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迅速嗅到了从遥远的国度飘过来的鱼腥味,偷偷地顺着味道飘来的方向前进了。当时大家联系出国都不会让单位知道,甚至不愿意让朋友知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北美大陆。
看到他们都出国了,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我一直认为能从农村出来进入北大就已经算登天了,出国留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不敢想的事情,还是顺手拿本《三国演义》读一读比较轻松。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攀比,我老婆会把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后,她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后来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就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学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于是我就开始选专业,我平时虽然涉猎甚广,但对任何专业都没有真正的爱好和研究。我就病急乱投医,几乎把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联系了个遍。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2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得十几万,现在来看这个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一年,我为了积攒赴美国求学的各种费用,就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挣出国的学费。我们悄悄在其他的几个学校的培训班里代课,代课方式很有效,最大的收获就是代课费很高,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当时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这笔天价的费用就可以准备充足了。校外代课能获得高回报的这种激情就像一团火,熊熊地在我的心里燃烧着,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课余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课的工作中。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的,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代课收入之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出国不成,积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课谋取生活费用。从1988年开始,三年多联系出国的经历,使我对出国考试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大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出国而拼命。这个时候北京的TOEFL、GRE培训班已经遍地开花,就连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GRE培训班。北大里面的培训班轮不到我去教,因为老资格的人把职位全占满了,我又需要钱,于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课,这样可以额外收入一些钱,但是我这个人天生有一点点经商的头脑,看着很多同行都在招生办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计算了一下,作为一个代课教师,而且自认为是一个授课顶好的教师,我只拿到了招生费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为我的工资,怎么想也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我觉得如果自己办培训班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比那些学校和那些老师办得更好的。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个老师联合办班的想法,他想办法盖上民办学校招生的章以后,我们俩就在北大校园张贴广告开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们两个人的预计,而且还有些学生是慕名而来,取得了开门红,这个班的诞生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办班的过程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呢？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的学生数量的锐减,因为有一部分学生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上课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的英语系领导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上升到最后,就变成了北大给我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按理说,我在北大租用礼堂做讲座,北大的后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长肯定是管不到这个事情的,他们也没这个时间和精力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北大校园里还能关注我、对我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也就是给我处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关者们。北大处分我表面的原因,是我在外面教了课,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深层原因则是和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上课的学生人数减少,导致培训费的收入减少有关,引起了那些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个英语系的死对头。
为什么呢？第一,管理短期英语培训项目的北大老师的收入减少了,这个项目的运作当然是这个人拿得最多的,我的培训班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收入。第二,围绕这个培训项目获利的其他老师收入也减少了。也就是说,北大英语系的其他老师都在那儿教书,我瓜分了他们的生源,等于抢走了他们盘子里的蛋糕。第三,这个项目剩下来的利润在每月的月底都会分下去,每个老师都是可以拿奖金的,叫做人人有份。
那么我的培训班一举办,学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很显然北大的英语老师们就会少拿这一部分,这个主管也必然就少拿一部分,当然了他们自己的上课费还是不一定少拿的。总而言之,大家已有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了损失。内心不平衡的矛头很快都指向了我,就因为我俞敏洪这么一个人,坏了大家的好事,所以我的这个处分是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的。试想,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它也不会随便处分我的。这个处分下发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处分是对的,没有人同情我,我当时确实是犯了众怒。
后来想想自己也做得挺过分的,断了别人的财路,肯定要引起别人的不满。但是短期英语培训项目收入的减少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即使我不出来办班,别的学校的老师也会在外面举办培训班的,一样还会分流学英语的学生生源的。所以说我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做出了特定出格的事,受到大家的责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是我也想在北大校园内办的培训班多教课,多增加点收入,但是他们说我们这个培训班现在哪有你教课的地方,因为当时各个培训班都是系主任、副系主任、教授在教课,不可能为我提供足够的课时让我挣钱。所以只能是在月底的时候分那么一点可怜的奖金,没有办法,学校里也得讲究论资排辈的。我是新留校的老师,只能排在资历深的人身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这样混吃等死,还是应该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新的收获。正好,赴美国求学的机会给我提供了一个需要挣钱的理由,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就在校外代课挣些外快,结果还被学校发觉并给了一个处分。
1990年的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连续半个月广播了对我的处分,大意是我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严重影响教学秩序等,处分决定是记大过。我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为校方在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我通气。
我在北大第一次出名也是因为这个处分,当时北大已经有了闭路电视,这个处分在闭路电视上也播放了无数遍,用来警示其他人。对别人起到什么警示效果我不知道,结果是我在北大出名了,走在路上的时候,陌生的学生和老师都能把我认出来,身后常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哎,那个人就是电视中看到的被处分的那个俞敏洪。”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面子一下子被丢在了地上,任人践踏,这种滋味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当时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奇怪的眼神,一下子摆在我面前。我自己很明白,无论再怎么努力,成绩再怎么前进,我心里始终会有一道坎迈不过去了。这个处分带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所有物质上的缺失我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弥补,但心理上的障碍却更难克服,我在北大待得就不那么舒心了,就想到了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