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邪不压正》里，北平市公安局副局长朱潜龙在日本人的扶植下，肆意妄为，杀人不眨眼。一次饭局上，属下突然来报，有个人被害，需要朱潜龙到现场查看，朱潜龙满不在乎地说：“死个人算什么？哪有蓝先生亲手包的饺子重要？”但属下说死的是美国人，朱潜龙只好立刻放下筷子。出门时，朱潜龙向协和医院的亨德勒医生打了个招呼，亨德勒也是美国人。
一次，亨德勒骑着毛驴行走在郊外，后面赶来一支日军演习队伍。坦克上的日军军官用军刀指着他，叫他让路，他拒绝，还掏出了美国护照。日本人拿他没办法，但仍然叫嚣：“我们的坦克要开进华盛顿！”
这就是《邪不压正》的故事背景——“七七”事变前的北平城，一个风起云涌、各方角力的舞台。
《邪不压正》海报
日本驻屯军，开着坦克在街头演习
1937年，日军为什么会在北平周围演习？
“这还要从《辛丑条约》说起。”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主任王建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这个条约，允许列强军队驻扎在北京（1928年改称北平）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据点。日军驻扎人数越来越多，曾多达数千人，司令部设在天津，称“华北驻屯军”。
“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对于下一步该怎么走，其国内出现了分歧。内阁一些人认为，有中国东北就可以了，不必再争取更多地盘。但青年军官们急于征服中国，在1936年2月26日发动了‘二二六’兵变，军部的对华强硬派势力上台。此事件加快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步伐。”王建伟说。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由少将级晋升为中将级，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华北驻屯军司令。
“日军本无权在北平丰台驻兵，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36年9月18日，二十九军一支部队在丰台火车站附近演习，碰到一股日军，日本骑兵冲进二十九军队列，二十九军士兵出于防卫用枪托击中了日军的马。“明明是日军的马骚扰了我们，可他们偏偏说是我们惊了他们的马。他们还以此做文章，与二十九军争执，后发生枪战。二十九军退让，日军由此强行进驻丰台。”
日军的非法活动越来越多。“据当时的《申报》报道，日军当时嚣张到开着坦克在北平街头演习，士兵直接进入中山公园吃饭，就像开着私家车逛街一样。”王建伟说。当时的日本特务活动也十分猖獗。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曾在天津杨村放置炸弹，想炸死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所幸宋哲元经过时，炸弹没有爆炸。
日军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坊的驻军。
尽管各方暗中角力，但表面上还维持着一团友好气氛，这与《邪不压正》中日本特务根本一郎与朱潜龙、亨德勒经常围在饭桌旁插科打诨如出一辙。1937年6月6日，宋哲元与松室孝良各自带队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联欢宴会。双方说着说着，开始比试唱歌，后来又比试拳法和刀剑术，最后几个日本人把宋哲元举了起来，向上甩出，再接住，中方军官也用同样手法对付松室孝良。眼看气氛越来越紧张，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怕出岔子，叫中方军官把人放下来，宋哲元和松室孝良分别讲了几句中日亲善的话，宴会匆匆结束。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宛平县城外演习也是非法的。”臧运祜说，“那天晚上，演习日军借口士兵走失想进宛平城搜查，结果走失士兵很快就归队了，他们又说听到了一声枪响，继续向中国守军挑衅，非要进城，中国守军不许，日军就开炮了。其实那声枪响是哪里传来的、是否真的存在，至今没有定论。日方完全是无理取闹。”
“二十九军当时约有10万人，而日军起初只有几千人。因为兵力不足，日军采取了拖延战术。7月7日之后的大约3个星期，日本一方面与中国谈判，一方面秘密向平津增兵。7月28日，日军只用1天就攻陷了北平。”王建伟说。此后，日本将华北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实力大增。
国民政府，从半自治到傀儡
1937年，日军又为何选在宛平城西门外的卢沟桥挑起事端？根据1933年中日双方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长城以南100公里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留中国警察维持治安。1935年5月，“非武装地带”出现一股自发的抗日义勇军，日本认为这违反了《塘沽停战协定》。加上不久前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日本开始向北平军分会施压。北平军分会是当时国民政府在华北的最高权力机构，委员长是何应钦。他妥协了，与时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将中央军、中央势力统统撤出华北地区，平津一带顿时沦为军力真空地带。
“ 七七”事变中卢沟桥上的中国军队机枪阵地。
趁着中央军南撤之机，非中央军体系、驻扎在察哈尔省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借机向蒋介石建言：“北平治安防务空虚，不能无兵驻守，否则岂不断送？”蒋介石于是将华北的大局交由宋哲元掌控，并于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个特别市。宋哲元被任命为委员长，他又任命秦德纯、张自忠分别为北京市长和天津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实由宋哲元等控制，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华北自治”的要求，是一个半独立的政治组织。
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与宋哲元接洽，商讨华北“高度自治”，脱离中央。但宋哲元不肯，土肥原贤二另觅交易人选。1935年12月25日，掌握“非武装地带”大权的督查专员、汉奸殷汝耕在日本扶植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通州为政府所在地，管辖通州、怀柔、昌平、顺义、密云、香河、宝坻、迁安等20多个县和唐山、秦皇岛港等地。该“政府”更进一步，直接宣布“脱离中央”，成为日本傀儡政权。同一天，宋哲元也发表谈话，称希望“中日亲善”。
“北边由日本控制，东边是伪政权，南边的丰台也被日军占领，北平被包围了，交通要道上只剩下西南边平汉铁路线上的宛平还在中国人手中，日本必然要攻破这道防线。”臧运祜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让他全力抗战，固守北平，但宋哲元一直在犹豫，想通过和日本谈判取得和解，最后计划落空。”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攻北平城，宋哲元遁走保定。8月，日本人扶植的汉奸机构“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寿终正寝。
中共地下党，
组织学生发起“万条麻袋运动”
虽然电影中没有直接出现与中共地下党相关的内容，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935年8月1日，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地下党当时在北平不掌握军事力量，主要精力放在发展进步学生、领导学生运动上面。”王建伟说。1935年12月，在国民政府和宋哲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之际，中共北平市委决定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1935年12月9日，当时的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旗帜和标语，高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口号，朝新华门进发。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学生们被军警用皮鞭、木棍抽打。7天后，学生游行队伍再次走上街头。1933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5年到北京大学读书的黄敬，站在有轨电车上，一手扶车，另一只手臂在空中挥舞，发表激情演讲。为避免遭到军警袭击，他刚讲完，就有五六个学生冲上来，把他护送到游行的队伍里。
1935年，中共党员黄敬在“一二·九”运动中发表演说。
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各地学生、教职员等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平。西安的张学良还派人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学生。北平市委也派共产党员、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到西安向国军将领介绍“一二·九”运动。
1936年2月，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创立了青年爱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总部在北平。这个组织放弃了游行、罢课等斗争形式，经常以露营、爬山、组织报告会和座谈会等方式开展活动。“七七”事变发生后，民先队和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赴宛平慰问二十九军，了解到防御攻势急需麻袋，于是发起“万条麻袋运动”，保证了部队需要。
北平失陷后，民先队停止活动，队员走向敌后战场，一部分到北平西郊组织起游击队。
法国医生，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
“一二·九”运动前夕，组织者黄敬、姚依林、黄华等人，来到英国《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位于北平的家中，策划运动事宜，还将游行路线等信息告知斯诺，斯诺把信息送给北平的其他外国记者，请他们届时前往采访。
“七七”事变爆发后，斯诺在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狼狈不堪，只好仓促结束记者会。
埃德加·斯诺
1933年至1935年，斯诺还曾应邀担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开设“特写的写作”课程，萧乾就是他的学生。后来，萧乾成为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著名的中国战地记者。
邀请斯诺来燕京大学讲学的，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本是一名美国传教士，1919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1934年，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示威，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于燕京大学的学生是否应该参与南下，学生和教授之间起了争执，学生们热情高涨，教授则主张以学业为主。而司徒雷登说：“如果燕大学生没有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燕京大学一位教授为躲避日本兵，驾驶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逃离校园，投奔西山的法国医生贝熙叶。车上装着的大功率电台零件，后来通过贝熙叶转移到了延安。“贝熙叶堪称当时北平最著名的西医，袁世凯的尿毒症就是他确诊的。”王建伟说，孙中山、黎元洪、段祺瑞、蔡元培等许多北平上流人物都找他看过病。
法国医生贝熙叶在北平生活了数十年，为许多名人看病，还帮助中国抗战。
《邪不压正》中，位于东交民巷的法国使馆多次出镜，还为“张将军”提供庇护。贝熙叶的法国医院也开在东交民巷。“七七”事变后，抗日将领郝梦龄的家眷被贝熙叶收留在这里。
贝熙叶在西山的宅院贝家花园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邻。这位60多岁的老西医，经常骑自行车把根据地紧缺的药品从医院秘密送到西山，还为战士们做手术。抗战期间，他买了辆雪铁龙小汽车，用于运药。再后来，汽油成为战略物资，汽车开不了了，他又骑自行车。2014年3月，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特意提到“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叶”。
《邪不压正》首映式上，有位嘉宾说，将首映式选在长城脚下举行，让他感到“正”，因为长城象征着正气，而电影中也有这种元素。在当年风云际会的北平，“正”也是一个时代主题。从长城抗战开始，无论北平城的敌人多么强大，正气永远不灭。
作者：田亮 许一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