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而与同时，包括汪精卫政权在内，附庸日军地方政权犹如过江之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茅于轼被视为西方对华意识形态战的代理人
《解放军报》整版文章《历史的拷问》历数29军军长宋哲元痛失赵登禹、佟麟阁，南京保卫战汉奸引导敌机轰炸，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眼看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等，称“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所谓汉奸理论在战时或为“民族悲观主义”，或者“人总得活着”“有军饷，能养家”，那么今时今日还有汉奸吗？《解放军报》答曰：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黄继光、雷锋、邱少云等中共官方塑造的英雄一个个在舆论场中被“解构”、轰然倒塌，这一度被认为是否定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解放军报》将此思潮作为攻击对象，炮轰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文章将之视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
此言显然意有所指。——有的著名学者竟然辨称：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此处所谓“有的学者”——虽未直接点名，但明眼人即可便可意识到又将经济学家茅于轼置于砧板之上。
“汪精卫可能是真正的英雄”，以将毛泽东拉下神坛著称的茅于轼曾经为汪精卫如此翻案，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上篇中公开为汪精卫辩解，“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然而，也正是如此茅于轼不仅成为毛左的箭靶，而且遭遇官方喉舌的舆论大围剿。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茅于轼又是主张“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在军方制作的宣传片《较量无声》中，茅于轼与贺卫方等人被作为西方意识心态战的代言人而点名批判。
而另一名被点名的则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解放军报》引述某人所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炮轰一些人的“汉奸思维”只看到殖民者带来的些许小利，却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视、暴行以及所导致的种种恶果。
台北市长柯文哲1月份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采访。被问到亚洲历史与殖民问题时，柯文哲称，全球四个讲华语地区，台湾、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大陆好，我是说文化”。他举例称，之前他在台北搭乘捷运的照片引发大陆网友热烈讨论，因为这就是文化差距，“我说‘当99%的中国人上厕所会关门的时候，就可以来谈统一’，虽伤到很多中国民众，但两岸文化差距确实存在”。
而彼时此言论随即被概括为“殖民文明论“而遭到岛内外舆论挞伐。事后，柯文哲不得不就此做出澄清，“近代文明兴起后，接触近代文明越久，整个社会文明化程度越深，“怎么会被写成被殖民越久越文明，天哪，实在是差太多了”。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黄大维亦为之公关解围，柯文哲在专访时文字掌控得不够精准，造成了访谈呈现结果引起议论。其本人亦在反省。
文章试图解答一个恒久不变的问题，假设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再进北京，大小汉奸们会不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假设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重新打响，“维持会”“皇协军”会不会再度登场？答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根源何在？伪军比日军还要多的盛况仅仅只会出在中国吗？也许并非《解放军报》所能回答。无需大难临头，忠奸之辩也需要新的定义，但是显然，当下并不缺乏，甚至当真深藏在那些满口国家利益实则对国民包藏祸心的庙堂之上的人们。正如某些人所言，做汉奸也是要有资本的，无权无势的普罗大众恐怕连资格都没有。